二十年代是美好的，在爵士乐的夜色温柔里，低腰线的直身裙、戴着华丽头饰的Flapper 女郎象征着欧洲新时代的歌舞升平；四十年代是盛大的， 巴黎的Dior、 Balenciaga、Balmain 与Givenchy 创造了巴黎高级定制的又一个顶峰，海峡彼岸英伦设计力量Hardy Amies、JohnCavanagh 和Norman Hartnell 也紧随着巴黎高定大师的脚步—— 这是两个令人怀念的年代，但夹在其间的三十年代时装在哪里？英国时装与材料博物馆（Fashion and Textile Museum）秋季的主打展览《日与夜：三十年代时装与摄影》（Night and Day: 1930s Fashion andPhotographs）及英国著名摄影师Cecil Beaton 的回顾展《清贫三十年代 / 时尚、影像与幻想》引导今天被困在“青年文化”和“网红经济”中的时尚从业者和文化参与者重新认识那个被遗忘的时代，并从这一回顾中，重新体悟时装的时代精神。
1929 年的华尔街崩盘，这场历史上最严重的股灾让一直置身欧洲政治之外的美国从数十年中的繁荣光景中，一夜之间坠入大萧条的深渊。美国的大萧条也打击到了整个欧洲世界，自由民主的思潮逐渐被日嚣尘上的国家意识所湮没，1939 年德国进攻波兰——旧世界的秩序再度垮塌。在如此的社会语境中，西方设计理论界一直习惯于将三十年代称为“设计的颓败（Design Decade）”。不可否认，三十年代时尚设计的演化速度着实拖累于萧条的经济。但如果我们再对这些演化的线索做一微观洞察，则不难发现三十年代的时尚文化中独有的华丽和摩登。
二十年代的Flapper 女郎着装中所带着的男孩儿的俏皮，在三十年代变幻成更富女性气质的廓形，成熟与优雅替代了上一十年中对年轻和俏皮的追捧。帝政式的裙装配搭着开口短上装将时装视觉的中心上移；打褶从腰部开始，创造出流畅而富女性魅力的线条。省去了爵士乐时代对装饰主义的追捧，三十年代的高级时装设计更强调对剪裁和在面料使用上的探索。启发于彼时的先锋舞蹈家Isadora Duncan，法国高定设计师Madeleine Vionnet 在二十年代创造了斜裁技法来突出女性身体在活动式的流动韵感。而在三十年代，这样的剪裁技法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晚装制作中，搭配奢华感的真丝或者山东绸，设计师们将女性的身体以洗练而舒适的方式包裹，同时有意地突出穿着者的臀部线条。那些更为时髦前卫的女性则会选择深色格纹面料来定做她们的晚装礼服：1933 年的美国版Harper’s Bazaar 盛赞这种纹饰的“清新”和“简洁”。同时杂志向读者推荐一种丝毛混纺、有着亚麻质感的新型面料以替代传统的斜纹软绸，来搭配蝉翼纱的领结设计。对于上装的设计，三十年代的设计师继承了Elsa Schiaparelli 式的硬朗肩线，搭配着宽松的蝴蝶袖或羊腿袖。在三十年代初期，形似法国私人司机（chauffeur）制服的大衣成了那一时代的时髦单品，上流社会的女士争先恐后地穿上这些廓形宽大、饰以珊瑚或珠宝纽扣的单珠地面料制成的白色大衣。而三十年代的那些设计繁复而华贵的浅檐帽在三十年代被束发头巾所取代，鲜艳的绿色亦或明亮的红白条纹是摩登女郎的首选。
在日装部分，合身而实用的组合套装（the ensemble）在三十年代流行开来。在这个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步入职场的时代，职业女性常会购买印花和材质相互呼应的半身裙和上衣，或者选择配套的连衣裙和夹克塑造自己的专业形象。这种对男性职业着装的模仿在今天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是种粗浅、甚至自我压制的解决策略（没错，今天的女性不再可以压抑自己的女性气质来获得平权），但对于彼时的女性而言，这些强调实用性的时装，或者说“社会制服”也是被经济萧条催生而出的产物。购物变得奢侈，消费者需要能应付各种社交场合、高穿着率的“基本款”。即便处在社会阶层顶端的高级定制消费者，尤其是来自美国的客户也逐渐放弃每年两次的巴黎高定之行。其中的一个原因是美国政府为了鼓励本国制造业的发展，而向来自巴黎的高级定制征收高达90% 的进口关税。当然这也催生了时尚历史中首个“剪标风潮”——高定的买家会在通过美国海关前将象征高级时装标志的品牌标签剪去，从而避免被征税。同一时刻，巴黎的高定时装屋也被迫大幅削减其设计的售价，以拯救日渐衰落的国际批发业务。时装屋开始推出更简洁的款式，甚至开始运用人造织物来降低面料和人工的成本，并开始贩售配饰和香水来补给萎缩的高级时装业务（这一曾经被高级时装界所不齿的营生在今天却成为众多“奢侈”品牌的主战场）。一些时装屋开始提供“半定制（semi-couture）”的业务，客户只进行一到两次的量体试衣，其购买成本远远低于传统的高级定制。经济萧条让巴黎不得不牺牲掉高定的几分尊严以换来生存，亦有不少时装屋在三十年代最终走向了消亡——其中包括了Patou,Cheruit 和Doeuillet。对于消费者而言，当越来越少人能负担起潮流之时，人们开始倾向于购买优雅而经典的“投资单品”——曾经这个被巴黎高定协会主席Lucien Lelong 所定义的词汇背后是时装对时代的妥协和无奈，在今天成为了消费文化中被热捧的概念。
巴黎高定时装屋在三十年代的挣扎实际显示了欧洲在设计文化上领袖地位的衰落，至少在大众文化方面，人们更宁愿关注那些美国好莱坞影星们的穿着。当时的欧洲并看不上这位隔岸的“暴发户”，他们觉得好莱坞的时装太过招摇，百老汇的造型太过粗鄙——美国的时装没有“稀缺性”的3贵族精神，卖的出去的时装就是好的时装，资本对他们就是成功。
在三十年代，奉行“拿来主义”的好莱坞却也着实全球制造了不少影响至今的时装时刻，其中包括Greta Garbo 在1930 年电影《Romance》中所戴着那顶欧金娜女皇式（Empress Eugenie）浅帽，在《Gone with theWind》中出现的那条收腰大摆绿色花卉印花的白色欧根纱“烧烤参会裙”（Barbecue Party Dress）以及最知名的那条由Joan Crawford 在电影Letty Lynton 中穿着的大荷叶袖白色欧根纱礼裙：这条并非来自巴黎高定时装屋、仅仅是戏服设计的作品却在美国时尚领域创造了无数的翻版，甚至都出现在了当年美国女子缝纫学校的招生广告封面上。相比巴黎式的、由精湛剪裁支撑的那份优雅和克制，来自戏服设计师Adarin 的这件设计是毫不收敛的，却能在银幕上创造出一个强烈的记忆点。而更重要的是，这件看起来繁复的裙装设计却非常容易复制，不需要巴黎式的斜裁和巴黎式的丝缎，美国的中档百货公司、甚至更大众的邮寄零售商都可以制造出大量廉价的翻版，让任何一个中产家庭的女性，都可以穿上这份来自好莱坞的时尚。而为了更好地吸引这些新兴的女性消费者，好莱坞也开始打造三十年代版的“时尚爱情”类型片——充斥着传统罗曼史和高调吸睛的时尚。时尚史学家Charlotte Fiell 与Emmanuelle Dirix 在其著作中将好莱坞时尚归纳为“对巴黎优雅的过度诠释”，但同时二人也评述道：“电影开始像一本高端的时尚杂志，教导受众最新的时装和风格。”三十年代好莱坞时尚的成功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场时尚营销的首战告捷。1930 年，Bernald Waldman 在美国成立了Modern Merchandising Bureau 来管理影视的时尚类产品在美国1400 家零售店的销售，其中包括了梅西百货公司中的“电影商店”。而对于还无力购买这些翻版成衣的消费者，好莱坞并未放弃这一块市场。影视公司与时尚杂志合作，在杂志中夹带邮购影视时装版样的优惠券。好莱坞的电影给了当时女性对梦想生活的窥视，而这些或精致或廉价的“时装衍生品”，让她们觉得自己离梦想又近了一步——或许这个三十年代流行时尚的法则，依旧存在今天各路明星的“带货文化”之中。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见证这流行文化、消费主义对欧洲精英美学权威的挑战，而今天的时尚产业似乎也经历着同样的路程，但唯一不同的是欧美时装的两大版图少了过去的那份对峙情绪：代言美国黑人文化的Off-white的主理人已经入驻巴黎时装头牌的Louis Vuitton，而美国时尚也学习着欧洲式的格调，创造着The Row 这样主张克制的精英审美的新美式时装。但就像三十年代时尚一直处于低速的演化，今天的时尚也困在了为商业而妥协创意的困局里。或许我们应该思考如何消解创意和商业之间长久以来的对峙，但这一切，也都需要几分天时地利。三十年代的时尚浪潮最后被战争的车轮碾压，而对于今天的社会的不安情绪，时尚产业似乎依旧无能为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